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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寺往事谈

2010-12-25 09:4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106| 评论: 0|原作者: 佛缘资讯|来自: 佛缘网站

摘要: 嘉兴寺往事谈一、历史沿革嘉兴寺坐落在原西皇城根(今平安大道)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代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距今已达五百多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

嘉兴寺往事谈

一、历史沿革

嘉兴寺坐落在原西皇城根(今平安大道)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代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距今已达五百多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柳树井路北的大慈庵是它的下院。

嘉兴寺原为三座院落东西并列,最西一座为主寺。面临皇城的山门即为天王殿,上端高悬蓝地金字“嘉兴寺”的大匾,东西各开一“方便”小门,上书“不二法门”。民国初年,皇城根拆除后,便又在西边开一大门洞,进门往西即可看到天王殿东山墙的红额,隐约记得是“天地昼夜六时大地一切皆欢喜恒吉祥”。二殿三间供的是如来佛,东配殿为客堂,门前挂一红漆牌,上写:方丈示:“无衣钵戒谍者,本庙概不挂单”。后殿三间供的是“三世佛”。主寺以东的中院,亦有前殿、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塑像,再东的院落是大型的传统型四合院,为寺院的寮房、斋堂、庖厨、仓库。方丈院内还种有十数盆不同品种的莲花。因此,夏秋之际许多人到此“借佛观花”,故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庙后有一大片果园,后来大部充作浮葬坟地使用了。全寺大约占地20多亩,规模虽不太大,但它知名度却不小。

据说,清乾隆年间,号称拈花寺中兴第一代禅师的达天,曾为嘉兴寺住持。达天禅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被高宗敕封为“阐教禅师”。这是佛教贤首宗自唐代圭峰禅师被赐封后的第一人。原德胜门外牛桥拈花寺的塔院中,奉达天为拈花寺中兴第一代,贤首宗第三十四传人。在京城贤首宗其它寺院的塔院中,多以达开为开山祖师,并建有达天禅师的衣钵塔。由此可见,嘉兴寺亦属于贤首宗的寺院,达天也是嘉兴寺的中兴禅师。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嘉兴寺曾为清廷“通商议事”之所。由于《北京条约》的签订,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奕䜣掌政时,曾将庙的东院僧房腾出。做为外事活动场所。直到恭亲王被免除军机大臣后,清政府于东堂子胡同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处的外事活动才告停止。

民国期间,嘉兴寺的住持为方瑞、崇辉,他们的社会交际很广,在佛教界有很大威望。“七?七事变”前,嘉兴寺曾为北平佛教会会址。当时,北平佛教会有两个,一个设在南城观音院,人称“南会”;另一个就设在嘉兴寺,人称“北会”。两会各有群众,时常发生争执。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后,废庙兴学之举,遍及南北各地,毁像、逐僧之事到处可见,北平更是首当其冲,在国民党市党部支持下,电车工人捣毁了前门外东珠市口三里河铁山寺的佛像,并将寺中僧侣全部驱走,引起了全市佛教徒的骚动。铁山寺风波过后,两会为了自存,又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两会合并后,才将会址迁至后海广化寺。

二、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

当时的西皇城根,每年有两件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一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旌勇里旁嘉兴寺举办的盂兰盆会。

清代,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祈建皇家的中元法会,焚烧以四十八张油桌拼成舱底,长十丈,高约五、六丈的巨型法船(笔者曾给《中国道教》杂志撰稿,已蒙刊载,故不再赘述)。嘉兴寺则在什刹前海冰窖处,焚烧巨型法船,而且是“普渡船”(亦称“济孤船”)和“净业船”各一艘。按佛教的说法,普渡船是超渡“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的;净业船是渡善人的。所以,船上扎糊的鬼神、人物也不尽一样。普渡船船舱内是“十殿阎君”朝地藏王菩萨,;而净业船船舱内则是十六尊者朝“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船舱的舱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当年西北城一带的善信人许多在庙内“功德堂”上给自家的宗亲三代设位追荐,将装有冥银的包袱均放入净业船底舱,晚在什刹前海焚化。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为京城一大盛事。这种活动一直沿续到民国后期,最后一次是民国三十五的阴历七月十五日(即1946年8月11日),该庙祈建盂兰道场,前十天即在山门外张贴了大幅黄榜,表示召请“十方三世,古往今来一切孤魂等众”,并接受“十方善信人士”的布施。是日两众弟子(僧众、居士)同诵《佛说盂兰盆经》、《地藏经》及诸品神咒。天黑之前,两众弟子执香,在一片举扬“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声中列队祭送法船,但只扎糊了一艘济孤船,在太平仓与棉花胡同南口外交界处焚化。晚间,僧众在庙的正院“祈建盂兰盆会普利济孤,往生逍遥道场”,由崇辉法师放正主法,焚香设放《普利济孤焰口》。是夜,前海的荷花市场的营业几乎通宵达旦,水面上的荷灯点点,烛光闪烁。青少年们手执莲花灯,荷叶灯、鲜蒿子灯在岸上自发地举行“斗灯会”。正是“绕城秋水荷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三、以应停灵暂厝、承办丧事出名

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它是全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而且多是富豪、名家的大丧事。平均每周即有三、五家办事,甚至一天赶上几家办事,事主互相“斗阔”。所以,庙的门前经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面用毛笔蘸大白粉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张宅开吊前院”……因此,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不卸,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裱糊匠到庙里就地做活。

管事的高阔亭,精明能干,而且懂得当时市面上传统、通用的丧礼。所以,专门应酬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经常被丧家请出来担任“总提调”,为丧家筹措、安排、指挥全部丧礼,无论大小事,无不圆满。他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冥衣铺、鼓楼西大街郭记家伙座铺、新街口、夏记棚铺等民俗婚丧用品出赁行业者有交往。只要嘉兴寺一有办丧事的,准找他们。

昔年,人们在庙里(不独是嘉兴寺)办丧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嘉兴寺则比较开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为扩大营业范围,增加收入,遂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不但承办汉、满两族人们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治丧的业务。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允许天主教在庙里举行“终傅式”;允许基督教在庙里举行“悼丧会”。例如: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以及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等职的沈兼士,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身故。沈兼士生前信奉天主教,死后却在嘉兴寺停灵,按天主教的礼仪治丧。居然在佛教寺院举行了所谓“终傅式”。本来,终傅式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一般都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的神形困苦,赦免罪过。但沈兼士因急病身死,事出突然。故在开吊之日下午四时补作终傅式。发引之日,先抬柩“游堂”,由神父念经祝祷之后,始行抬埋。还有些基督徒死后不在教堂开“悼丧会”却借嘉兴寺庙院举行所谓“追思礼拜”,唱诗《我家在天》,献诗《这世界非我家》、《复活在我》《真神之爱》、《日落之那边》;读圣经《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由牧师祝祷后,始奏哀乐出殡。这种殡仪是其它佛教寺院绝不承办的。

一、历史沿革

嘉兴寺坐落在原西皇城根(今平安大道)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代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距今已达五百多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柳树井路北的大慈庵是它的下院。

嘉兴寺原为三座院落东西并列,最西一座为主寺。面临皇城的山门即为天王殿,上端高悬蓝地金字“嘉兴寺”的大匾,东西各开一“方便”小门,上书“不二法门”。民国初年,皇城根拆除后,便又在西边开一大门洞,进门往西即可看到天王殿东山墙的红额,隐约记得是“天地昼夜六时大地一切皆欢喜恒吉祥”。二殿三间供的是如来佛,东配殿为客堂,门前挂一红漆牌,上写:方丈示:“无衣钵戒谍者,本庙概不挂单”。后殿三间供的是“三世佛”。主寺以东的中院,亦有前殿、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塑像,再东的院落是大型的传统型四合院,为寺院的寮房、斋堂、庖厨、仓库。方丈院内还种有十数盆不同品种的莲花。因此,夏秋之际许多人到此“借佛观花”,故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庙后有一大片果园,后来大部充作浮葬坟地使用了。全寺大约占地20多亩,规模虽不太大,但它知名度却不小。

据说,清乾隆年间,号称拈花寺中兴第一代禅师的达天,曾为嘉兴寺住持。达天禅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被高宗敕封为“阐教禅师”。这是佛教贤首宗自唐代圭峰禅师被赐封后的第一人。原德胜门外牛桥拈花寺的塔院中,奉达天为拈花寺中兴第一代,贤首宗第三十四传人。在京城贤首宗其它寺院的塔院中,多以达开为开山祖师,并建有达天禅师的衣钵塔。由此可见,嘉兴寺亦属于贤首宗的寺院,达天也是嘉兴寺的中兴禅师。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嘉兴寺曾为清廷“通商议事”之所。由于《北京条约》的签订,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奕䜣掌政时,曾将庙的东院僧房腾出。做为外事活动场所。直到恭亲王被免除军机大臣后,清政府于东堂子胡同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处的外事活动才告停止。

民国期间,嘉兴寺的住持为方瑞、崇辉,他们的社会交际很广,在佛教界有很大威望。“七?七事变”前,嘉兴寺曾为北平佛教会会址。当时,北平佛教会有两个,一个设在南城观音院,人称“南会”;另一个就设在嘉兴寺,人称“北会”。两会各有群众,时常发生争执。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后,废庙兴学之举,遍及南北各地,毁像、逐僧之事到处可见,北平更是首当其冲,在国民党市党部支持下,电车工人捣毁了前门外东珠市口三里河铁山寺的佛像,并将寺中僧侣全部驱走,引起了全市佛教徒的骚动。铁山寺风波过后,两会为了自存,又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两会合并后,才将会址迁至后海广化寺。

二、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

当时的西皇城根,每年有两件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一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旌勇里旁嘉兴寺举办的盂兰盆会。

清代,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祈建皇家的中元法会,焚烧以四十八张油桌拼成舱底,长十丈,高约五、六丈的巨型法船(笔者曾给《中国道教》杂志撰稿,已蒙刊载,故不再赘述)。嘉兴寺则在什刹前海冰窖处,焚烧巨型法船,而且是“普渡船”(亦称“济孤船”)和“净业船”各一艘。按佛教的说法,普渡船是超渡“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的;净业船是渡善人的。所以,船上扎糊的鬼神、人物也不尽一样。普渡船船舱内是“十殿阎君”朝地藏王菩萨,;而净业船船舱内则是十六尊者朝“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船舱的舱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当年西北城一带的善信人许多在庙内“功德堂”上给自家的宗亲三代设位追荐,将装有冥银的包袱均放入净业船底舱,晚在什刹前海焚化。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为京城一大盛事。这种活动一直沿续到民国后期,最后一次是民国三十五的阴历七月十五日(即1946年8月11日),该庙祈建盂兰道场,前十天即在山门外张贴了大幅黄榜,表示召请“十方三世,古往今来一切孤魂等众”,并接受“十方善信人士”的布施。是日两众弟子(僧众、居士)同诵《佛说盂兰盆经》、《地藏经》及诸品神咒。天黑之前,两众弟子执香,在一片举扬“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声中列队祭送法船,但只扎糊了一艘济孤船,在太平仓与棉花胡同南口外交界处焚化。晚间,僧众在庙的正院“祈建盂兰盆会普利济孤,往生逍遥道场”,由崇辉法师放正主法,焚香设放《普利济孤焰口》。是夜,前海的荷花市场的营业几乎通宵达旦,水面上的荷灯点点,烛光闪烁。青少年们手执莲花灯,荷叶灯、鲜蒿子灯在岸上自发地举行“斗灯会”。正是“绕城秋水荷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三、以应停灵暂厝、承办丧事出名

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它是全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而且多是富豪、名家的大丧事。平均每周即有三、五家办事,甚至一天赶上几家办事,事主互相“斗阔”。所以,庙的门前经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面用毛笔蘸大白粉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张宅开吊前院”……因此,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不卸,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裱糊匠到庙里就地做活。

管事的高阔亭,精明能干,而且懂得当时市面上传统、通用的丧礼。所以,专门应酬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经常被丧家请出来担任“总提调”,为丧家筹措、安排、指挥全部丧礼,无论大小事,无不圆满。他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冥衣铺、鼓楼西大街郭记家伙座铺、新街口、夏记棚铺等民俗婚丧用品出赁行业者有交往。只要嘉兴寺一有办丧事的,准找他们。

昔年,人们在庙里(不独是嘉兴寺)办丧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嘉兴寺则比较开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为扩大营业范围,增加收入,遂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不但承办汉、满两族人们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治丧的业务。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允许天主教在庙里举行“终傅式”;允许基督教在庙里举行“悼丧会”。例如: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以及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等职的沈兼士,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身故。沈兼士生前信奉天主教,死后却在嘉兴寺停灵,按天主教的礼仪治丧。居然在佛教寺院举行了所谓“终傅式”。本来,终傅式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一般都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的神形困苦,赦免罪过。但沈兼士因急病身死,事出突然。故在开吊之日下午四时补作终傅式。发引之日,先抬柩“游堂”,由神父念经祝祷之后,始行抬埋。还有些基督徒死后不在教堂开“悼丧会”却借嘉兴寺庙院举行所谓“追思礼拜”,唱诗《我家在天》,献诗《这世界非我家》、《复活在我》《真神之爱》、《日落之那边》;读圣经《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由牧师祝祷后,始奏哀乐出殡。这种殡仪是其它佛教寺院绝不承办的。

当年,在嘉兴寺停灵暂厝、治丧的有不少知名人士,例如:袁世凯的五姨太,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溥隽、北大教授刘半农、鲁迅的母亲、教授朱自清等人死后都曾在这里停灵治丧。所以,庙里的殡葬业务盛极一时。

嘉兴寺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90%用来“丘”灵柩,其中,还有几座外国人的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紧张阶段,北平城内死丧者,不能出城埋葬,无论贫富,大多数都在嘉兴寺停灵或暂时“丘”在后院。嘉兴寺的殡葬业务达到了顶峰,但已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了。

1949年春,嘉兴寺与北平市各庙的停灵暂厝业务,均奉令停止。对所有暂厝的灵柩,一律由庙里通知本家,限期起灵,否则按无主灵柩代为处理。遂后,嘉兴寺与贤良寺、法源寺、陶然亭(三圣庵)即办起了殡仪馆,承办治丧业务,规定只能停柩七天,举行完了丧礼必须出殡,不得停柩不葬。当时,北平人办丧事的形式,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新旧礼仪并存,互相借用。有的丧家仍举行接三、送库仪式,于是高阔亭便主张送出大门,进旌勇里到庙后果园子焚化纸活。多数丧家则仅设个亡人的灵位,举行半日的家奠或公祭,请本庙几位和尚念个白天经,晚期在院里烧点纸,来个不送而散,如此而已矣!嘉兴寺的治丧业务远不如以前。但仍有不少知名人士死后在此举行吊唁仪式:

例如:末代皇帝宣统的生父摄政王载沣,民国成立后曾迁居天津,后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发生水灾,又迁回北平常住。1951年因病逝世于铁狮子胡同迤南利溥营家里,以金丝楠重材成殓后,只在家停放一天,即以32人大杠移灵于嘉兴寺,按王府旧制停灵21天(殡前举行了番、禅经伴宿送库,次日安葬于福田公墓)。据说,馆方是经过请示有关主管单位才接受的,大抵是属于破例照顾。

又如:中共中央领导之一任弼时(“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秘书长,1949年被推举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病故于景山东街寓所,成殓后即移灵嘉兴寺举行吊唁仪式。

此外,还有着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肖长华、书法家陆和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都曾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过追悼活动。因此,增加了嘉兴寺殡仪馆的社会知名度。

解放后,嘉兴寺内长期被解放军炮兵某部,以及当地派出所,部分居民,分别占住。殡仪馆的业务受到很大限制。1966年“文革”爆发后,嘉兴寺殡仪馆即被停办。成为佛、道两教老年教徒实行“自养”的工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为塑料纽扣厂厂房,但仍保留了山门殿与门前高台上的槐树。今为北海宾馆占用,全部改建为楼房,已无旧迹可寻。

嘉兴寺往事谈 常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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