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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界——活佛转世与西藏文明

2011-3-13 16: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5386| 评论: 0|原作者: 周炜|来自: 佛缘网站

摘要: 序章 楚布河谷如果提到西藏的活佛,人们自然会想到达赖和班禅大师,这是因为这两位活佛对世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当然,由此人们也很容易把活佛与西藏的黄教格鲁派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活佛都出自黄 ...

活佛认定和坐床仪轨

第十五章

初步确认灵童真身

一个灵童虽然有满身的灵气,但并不是说他就可以当然地成为活佛,他必须经过一些必不可少的环节以后,才能被僧俗接受和承认,这个环节就是转世灵童的认定。从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看,不同级别的活佛,其认定手续也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说越是大活佛,其认定手续越复杂,而一般寺院的转世活佛,其认定手续就相对要简单得多。

西藏,或者说在整个藏传佛教传播的区域,达赖和班禅无疑是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是蒙藏僧俗崇信的最大活佛,同时又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所以认定这样的活佛,不仅要有复杂的宗教手续,同时还要有严格的政治法律手续,只有两种手续都完成后,一个真正的达赖或班禅转世灵童才能得到承认。

三世达赖灵童真身的确认

十二世达赖圆寂后,虽然经过占卜、观看圣湖显影和密访找到了拉萨东南的塔布朗敦灵童,但认定手续并没有结束。据史料记载,从五世达赖开始,以后的每一世达赖都是由中央政府认可或册封的。这就是说达赖转世灵童的最后确认权在清朝皇帝,这是清朝政府的明确规定,谁也不能违背。正是依照这一传统,西藏地方政府将十三世达赖灵童寻访的进展情况报告了驻藏大臣。当时的驻藏大臣叫松溎,他立即将此事转奏了光绪皇帝,光绪帝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考察审核。据记载,清乾隆皇帝时,曾多次谕示说,达赖是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他执掌藏传佛教,是西藏的政教领袖,深受蒙藏人民等的尊崇,所以达赖的转世灵童必须真实,才能倾服众心,兴隆黄教。正是根据乾隆帝的这些思想,光绪帝才谕示噶厦地方政府要从严查核。

接到中央政府的批示后,噶厦地方政府、拉萨三大寺都认为事关重大,于是由当时的摄政王功德林呼图克图出面,再次邀请西藏各大活佛和一些着名护法神打卦卜示。

摄政王功德林呼图克图打卦卜示:塔布朗敦所发现的灵童极嘉。

温杰色呼图克图卦示:塔布朗敦出生之子的卜卦结果最嘉。

甘丹寺寺主甘丹池巴卦示:第一灵童的卦最好(指朗敦灵童)。

昌珠寺昌珠仓巴护法神卜示:真身怙主至宝莲,降生东方喜妙界,自当释疑弃二端。意思也是指朗顿灵童为活佛真身。

噶洞寺护法神卜示:吾等寻访慈悲导师之转世灵童,各护法神所示一致,再没比这更可信的了。

桑耶寺护法神里靖哈热也作了卦示,结果也相同。

根据上面诸位大活佛和护法神的卦示,噶厦政府和三大寺又派遣居堆堪苏洛桑达杰及近侍堪布等活佛和喇嘛,携带十二世达赖的遗物秘密来到朗敦村。他们首先代表噶厦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向婴儿献了一条长哈达、一尊佛像、七大包干果、还有两小袋“丹对”和“麻尼日布”藏药丸。

献礼完毕,这些活佛和喇嘛们取出了十二世达赖生前用过的遗物,放在婴儿面前,看婴儿取什么东西。

这些遗物有手铃、小鼓,两者都是经常放在达赖面前小桌上供礼拜念经用的物品;还有念珠、茶杯、手绢和其他物品。另一些则是前者维妙维肖的复制品。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经受住了这次检验,他在洛桑达杰摆的众多物品中,随手拿了一个小瓶,于是居堆堪苏洛桑达杰告诉婴儿的父母,对婴儿要很好的保养,尤其要注意他的清洁,禁止外人与婴儿接触。

洛桑达杰在朗敦村中停留了4日,仔细询问了婴儿降生时的情况,又仔细观察了婴儿的动作。他还为灵童洗礼并做了长寿仪轨等佛事,在他安排好人在附近借房长住观察和保护婴儿后,他满意地回到了拉萨。

在藏文史料中有一份关于灵童的复察报告写道:

灵童现在长得更加灵异。去年燃灯节时,两条彩虹从南山上降落在灵童家楼上,两条彩虹之间显出白缎子似的幢幡,出现的时间较长,这些瑞兆众人皆知。今年正月二十五日,灵童长出了两颗珍珠般的下门牙。经详细查看,灵童身上没有一丝毛病。双脚心有不同的纹路,颇似法轮,手脚的20根指纹突出发亮,头发乌黑,顶端有一根白发竖立。近来,灵童已会发出“阿达”、“阿达”的声音。还能站立拉着别人的手走来走去,有时大人从背后扶着他,两只小脚还会跺着学跳舞的样子。灵童常笑,一般不哭。对前来朝拜他的人,会用小手去摸头。这一带的老人和孩子都说,在塔拉岗布山顶,新出现了一颗星星。

这份报告还写道:十二世达赖头顶也有一根白发,无论从哪一方面察看,确实找到了真正的达赖,决无出入和虚假。

居堆堪苏洛桑达杰返回拉萨后,向噶厦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作了详细的汇报,摄政通善呼图克图、四大噶伦、三大寺代表等人,又到拉萨西郊的乃穷寺,请乃穷活佛降神问卜。降神时,乃穷护法神向东南方向叩头,献哈达。看到这种情况,各位僧俗官员都知道这是表示东南方向寻到的这个灵童是达赖真正的转世灵童。

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日趋明朗化。为此,噶厦地方政府按照惯例把朗敦灵童的详细情况报告了八世班禅,班禅回信说朗敦村的灵童确为达赖的转世真身,朗敦灵童得到了班禅的认可。同时,噶厦地方政府又向清政府报告了灵童寻访的全过程。

十二世达赖圆寂后,噶厦地方政府曾向全藏发过寻访灵童的通告,此时,各地寻访到的灵童报告也陆续到达拉萨。据藏文史料上记载,大部分的小孩都是父母按照各自的“梦兆”或瑞相上报的,并没有经过寻访人员的证实,不可相信。但是也有一些小孩的征兆比较好。据远离拉萨1000多里的东部达宗官员的报告:该地区边巴拉章管辖的地方,有一户人家,父名拉旺达杰,母名平措白吉,于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一子。另外,在离拉萨以西2450里的普兰宗,也有官员呈报说:普兰地区科恰乃曾地方,父名仓巴江白丹增、母名次仁贡宗一家,于藏历火鼠年八月七日生一子。对上报的这两个灵童经打卦问卜后认为:这两个童身语意尚虚,不宜认定入瓶(指金瓶掣签),均被否定。另外,在史料中还提到两位灵童,一个是拉木曲杰家的灵童,一个是塔布拉绥地区的灵童,这两个也未被选上。

为了确保不遗漏灵童真身,噶厦地方政府又请乃穷活佛打卦问卜,护法神降神后又面向东南朝天抛献五彩哈达,并祈祷愿善神得胜!最后乃穷活佛降神卜示:考察与卜卦相符的是第一个灵童(指朗敦灵童)。

经过反复的筛选查验,这时剩下的灵童只有朗敦灵童一人,余下的手续还剩下金瓶掣签最后一项。但十三世达赖灵童最后是免入金瓶掣签的,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后面将集中作专节介绍。

十四世达赖灵童真身的确认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是最为复杂的,而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则要简单得多,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是远在青海省湟中县南20公里的祁家川寻访到的,十三世达赖灵童却是在西藏本土转世,而且又在拉萨附近,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随时可以派人暗访或多次审核,但寻访十四世达赖时要这么做恐怕就困难得多。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后,藏族群众对他的哀悼就开始了。在哀悼期间,男男女女没有一个穿新衣服的。男人们把左耳上表明身份地位的长耳坠取了下来。妇女们卸掉了她们的装饰品,如头饰、带在胸前的噶乌(护身盒)等等。传统的藏戏演出被禁止了,男女歌舞也禁止了,甚至干活时也不许唱歌。人们只穿各种颜色的旧衣服。

拉萨的房屋都是平顶的平房或楼房,这时每家都要在各自的房顶上点起一排酥油灯,至于拉萨的大喇嘛们则在十三世达赖的遗体前不停地进行祭祀。撰写灵童尽快转世的祈祷文,并把它巧加装饰,分发给各个寺庙。

十三世达赖的遗体先用香料涂过,然后不时地用盐水涂抹。来遗体前献祭品的不仅有喇嘛和官员,还有许多平民百姓。他们献祭品时,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心中充满了痛苦,人人都哭喊着请他尽快转世,

回转人间。

对达赖的哀悼一般要延续7个星期,但藏族群众对十三世达赖的哀悼,只进行了4个星期就结束了。据说这样仓促地终止哀悼是个好兆头,有利于转世真神尽快到来。

达赖圆寂后两个月,噶厦地方政府任命热振寺的堪布热振活佛担任了摄政王。这位年轻的摄政王此时才23岁。

据《十三世达赖传》记载,噶厦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商议为十三世达赖修建一座灵塔。因十三世达赖的政教业绩和声望都可与五世达赖相媲美。

按照习惯,每个达赖都要为建造自己的灵塔筹备资金。十三世达赖几乎比以前所有的达赖都活得长,也比他们任何一位统治的时间长。因此,他所聚集的财富相当可观。据藏文史料记载,他的宝库中放满了取之不尽的金银、丝绸和各色珠宝,像天宫的宝库一样,其中有藏族群众大量的捐赠。因此,所有的官员一致同意用金子来为他建造一座灵塔,而且要和五世达赖的灵塔一样大。

布达拉宫的顶上,是一些宝塔式金光闪闪的殿堂,殿堂里设有灵塔,灵塔内放置着香料处理过的历代达赖们的遗体。十三世达赖的灵塔在北面,纯银结构,表面上覆盖着一层精工细做的金箔,装饰着玛瑙鼻烟盒,一串串的琥珀和珍珠、绿松石头饰、护身符盒、石英、珊瑚和其他贵重的宝石。灵塔的台座四周是阶梯形的,上面放置着更为贵重的东西:蒙古和汉地一些大寺院以及拉萨显贵世家送的礼物。其中有金器皿、很多银碗和酥油灯,一些巧夺天工的景泰蓝制品,罕见的瓷器和花瓶,精心编制的金属制品和玻璃框里栽着的奇形怪状的植物。灵塔的一面墙上是各式各样的佛像,神龛中放满了经书,而灵塔的前面许许多多的大小酥油几乎长明不灭,以纪念这位政教领袖。

达赖喜爱的动物,还像以前一样养在布达拉宫西面拉萨河北岸的罗布林卡林园里,其中有牡鹿、雉、斑文雁、婆罗门鸭、黑而凶猛的藏狗等等。它们好像都在等待着这位活佛的归来。罗布林卡的各个殿堂,都保持着清洁。他的转经筒、手铃和金刚杵等法器,仍放在一张小桌上。桌上还依旧放着十三世达赖的茶杯和一钵水果,好像他随时都可能归来。

一个活佛已经圆寂升天,而另一个活佛班禅又远在青海。人们一个劲地进行祷告,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祷告的效力,相信达赖转世灵童很快就会被找见并回到他们中间。

实际上就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第一年,噶厦地方政府就派三路人马按乃穷活佛降神时,把一条白哈达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投去的神示,在藏东的方向一连奔波了两年,但寻访毫无结果。后来经过摄政王热振活佛观看圣湖显影,另外三个寻访小组中的一组,才在青海湟中找到转世灵童。小灵童乳名拉木登珠,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叫祁却才仁,母亲叫德吉才让,大哥叫土登居美诺布,二哥叫嘉乐顿珠,三哥叫罗桑三木旦,小灵童是老四,他有一个弟弟是阿里活佛,一个姐姐叫才仁卓玛。他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小灵童被最后认定为达赖转世灵童后,他让全家都跟随他到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按照旧规也拨给他家许多封建庄园和农奴,于是小灵童一家也成了西藏的大贵族,民间一般称为“达拉”。

当格桑大活佛率领的寻访队伍对小灵童进行反复验证之后,这批喇嘛终于认定这个小孩便是他们要寻找的达赖转世灵童。随后他们向西藏噶厦政府发了一封密报。大约在1938年的夏天,西藏地方政府给了格桑活佛答复,叫他把那个小孩带到拉萨,以进一步察验。

找到灵童以后,格桑活佛等人向青海省政府要求,迎回西藏“供养”,但遭到了马步芳的拒绝。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载看,在灵童确定之后,西藏最初是想秘密地将这位灵童迎回西藏。这份档案说:

“新达赖行将秘密返藏。西藏拉萨当局于上年派高僧喇嘛格桑、克迈赛、索安旺德等来青寻访达赖,历时半载,于塔尔寺附近汉族赵某家中找出。据拉(护法神)占卜及去岁班禅太(大)师之探访,确证系再生之达赖。故来青之高僧等,即负责供给一切。惟恐将来迎返时发生阻碍,故至今严守秘密,以便今夏秘密迎请返藏……”

但是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终于获得了这一消息,格桑活佛只得向青海政府公开提出了迎请灵童的要求。但马步芳仍然迟迟不给答复。这位青海省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目前所知的材料,说法是很不相同的。

从《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提供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看,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当马步芳获得寻访人员将密迎灵童回西藏的情报后,于1938年6月5日,给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去了一封密函,内称:“近闻新达赖将有秘密返藏事情,殊属不合,亟应严密注意,并婉劝寻访人员将经过情形呈报政府,听候核办。在未经呈报办理各项手续以前,严防其秘密迎往西藏,以免意外。”

国民党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根据清政府的传统,命令蒙藏委员会迅速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商谈灵童掣签的有关事宜。1938年12月18日,经噶厦地方政府同意,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发出了噶厦接受中央所定达赖转世掣签办法的电文。但是马步芳仍然一再拖延灵童启程的时期。摄政王热振活佛只好亲自出面给吴忠信去了一封急电,电文如下:

吴委员长勋鉴:

祭密。关于西宁灵儿,前承中央电令马主席催促纪仓佛立即送藏;并奉钧会电令,该灵儿今年内定可启程入藏,此事决能办到,无庸注念各节,欣感奚如。惟近据马主席转来塔尔寺僧民妄称欲将未签定之灵儿先要就地定妥,又称要照七辈达赖,行种种支离荒诞措词推诿;马亦借故迁延,至今尚未启程。现藏历新年已过,若再如此,则对各护法所示达 赖本身大有灾殃之忏语,尚不知出何不祥之事,则谁负其咎?事关重大,请中央派员立即飞青,速将灵童督促送藏,至感至祷。特此电陈,敬候示复。

西藏摄政、司伦、噶厦公叩。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关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开始出面干预此事,他亲自电令马步芳速护送灵童入藏,至此,这场迎请灵童纠纷案才得以解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再次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入藏,并拨给灵童护送费10万元,马步芳这才派了一营骑兵,由师长马源海率领,护送灵童启程。这一年正好是19

37年的7月。

3个月以后,四位寻访活佛,偕同他们的佣人、商队、灵童以及他的全家,浩浩荡荡地抵达了离拉萨还有10天路程的那曲藏北草原。在那里,他们受到一个噶伦和一些官员的迎接,他们还带来了达赖的轿子。在那曲镇一个精心搭起的大帐篷里,这个小孩被引上了一个临时的金座,那位噶伦在他面前磕了三个长头,呈上了摄政王热振活佛的一封信。

10月初的一天,灵童和随行人员到达拉萨,西藏僧俗欢喜如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朝佛的人远远超过万人。当他们来到西郊的罗布林卡林园时,小灵童受到了拉萨僧俗的公开朝拜,俨然像一位小达赖。

但此时,这位青海灵童的命运还没有完全确定,他现在还不能算一名正式的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按照传统的惯例,还需要完成金瓶掣签这一政治手续。

第十六章

金瓶掣签与最后认定权

金瓶掣签的由来

佛教自公元7世纪从中原和印度传到吐蕃,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民间宗教本教的斗争和相互融合吸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它流派的特有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颁布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金瓶掣签制度,则是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知道,西藏自形成活佛转世制度以来,到乾隆年间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并且已形成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体制,可是乾隆为什么会在1792年要实行这一改革呢?此事还得从沙玛尔巴活佛叛国一案说起。

早在1788年,居住在西藏日喀则聂拉木边境南端的廓尔喀人就开始侵扰西藏境。1788年以后,一个自称为是廓尔喀国的国王拉特纳巴都尔,派兵2000余人突然侵入西藏,他的理由是聂拉木边境的西藏税务官增加了对廓尔喀商人的税收数目。很快这支来自喜玛拉雅南麓的异族人攻占了济咙、聂拉木等三个宗,并围困胁噶宗。

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和驻藏大臣庆麟向乾隆皇帝上奏告急,很快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满汉部队踏着高原的冰雪到达了拉萨。然而这支远道而来的清军队伍的首领理藩院侍郎巴忠却没有再命令他的军队西进,而是只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前往聂拉木议和,秘密答应每年由西藏赔偿廓尔喀人元宝300锭,合银俩9600两,并私下给了对方一张字据,廓尔喀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他们占领的土地。尽管八世达赖和噶厦政府都不同意这样做,但巴忠和他的另外两名军官却为了将就了事,贪功邀赏,向乾隆报告说已将失地收复,准备凯旋。

一年以后,廓尔喀人拿着那张字据讨取赔偿来了。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无意支付。17

91年7月,廓尔喀人重新占领了聂拉木和济咙宗,抓走了噶伦丹津班珠尔,并一直打到日喀则和札什伦布寺。要不是驻藏大臣保泰在慌忙之中提前把七世班禅移到拉萨,这场灾难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八世达赖的弟弟正好在北京,经军机大臣询问,才将巴忠等人调停贿和的情况告诉了乾隆皇帝。此时巴忠随皇帝正在避暑山庄承德。听到这个消息,畏罪跳湖自杀。

巴忠虽然死了,但促使这次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真正帮凶却是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法王沙玛尔巴。据藏文史料记载,六世班禅有弟兄三人,一个是当时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活佛),掌管札什伦布寺的政教大权。而另一个就是沙玛尔巴,法名确珠嘉措。

1777年,六世班禅由西藏到达青海,第二年又由内蒙到达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帝70大寿祝寿,沿途获得蒙藏僧俗群众供奉的金银财宝和牛羊马匹不可胜数。当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这些财产都由仲巴活佛运回西藏,除将一部分牛羊马匹交给札什伦布寺外,其他珍宝全部占为己有。沙玛尔巴因属不同教派,没有得到分文。为此十分愤怒,遂萌发了投靠廓尔喀人的念头。17

84年,沙玛尔巴到达加德满都后,将西藏防务空虚,札什伦布寺财富甚多等情况告诉了廓尔喀王,竭力怂恿他出兵西藏,抢夺札什伦布寺财宝。

1791年,廓尔喀人直扑札什伦布寺时,事先仲巴活佛已得到消息,携带贵重之物弃寺逃之夭夭。这时七世班禅也已移驻拉萨,全寺无首人心慌慌,只好降神占卜, 卜曰:十日不可与贼拒战。于是寺僧四散。

这时驻藏大臣保泰和雅满泰在惊慌中竟奏乾隆帝要将达赖和班禅移到泰宁。清高宗见两位驻藏大臣竟是无能之辈,如此心慌胆落,一怒之下,将他们革职。1792年,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17000余名收复了所有的失地,廓尔喀人投降,沙玛尔巴服毒自杀。战争结束后,遵照乾隆皇帝的命令查抄了沙玛尔巴主持的寺院并不准其转世。

就在这一年,福康安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与达赖和班禅两方面的重要僧俗官员,共同研究,议定了《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并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就在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中,乾隆帝提出了金瓶掣签认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之转世灵童的制度:

“关于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须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确认,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法,并进行供养。”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乾隆皇帝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原因主要是看到六世班禅、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活佛沙玛尔巴都出自一家,而且都是通过“降神问卜”寻访认定的,其中必有串通作弊的事情,所以才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

据汉文史料记载,1792年,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

“……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访,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事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巫师,多以邪术惑人耳目。而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现在整饬藏务,正应趁此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掣签指定,以昭公允”。

乾隆皇帝的想法很清楚,拉穆降神一不可信,二易被人操纵,必须改革。但他并不是急于行事,而是先礼后兵,让福康安亲自面试拉穆护法神的法力,然后再视其结果具体处理,从这些方面看,乾隆帝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西藏自佛教传入以后,到乾隆帝执政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产生于这块独特的佛教文化土壤,并且经过500多年发展,已经系统化、固定化和理论化,人们基于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护法神和活佛转世制度本身。现在一下要完全冲破这个传统是不现实的,再说乾隆帝也没有亲眼见过拉穆护法的降神,真伪如何他也把握不准,只能根据福康安进行面试再酌情沿袭旧制或实行金瓶掣签。

一年以后,乾隆帝得到了福康安的消息,他于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指示军机大臣说:

“至藏内拉穆吹忠一事,前据福康安等续奏,亲加试验,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舐刀。但若竟革去吹忠,势不能将前后藏略具聪明之幼孩遍加试验等语。所奏尚属未当。吹忠等所习幻术尚不及内地之师巫,积习相沿,最为可笑。若仍由该吹忠等降神指认,伊等皆可听受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虽由金奔巴瓶内签掣,而所掣之人仍不能无徇情等弊,不过系一二权势之人主谋,而吹忠四人内大约即拉穆一人主持,其弊亦也概见。”

基于福康安面试的结果以及拉穆吹忠四大护法存在假托神话,弄虚作假的实际情况,乾隆皇帝在谕示中明确指示,今后指定转世灵童,不准拉穆吹忠等人插手,完全由金瓶掣签最后决定。于是,他决定制造两个金瓶,一个放置在北京雍和宫,供蒙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使用,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供西藏及青海、西康等地认定转世灵童时使用。

金瓶制好以后,乾隆皇帝又专门谕示福康安等说:

“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内,嗣后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哲卜尊丹巴、噶勒丹锡勒图、第穆、济隆等,并在京掌印大呼图克图及藏中大呼图克图圆寂,出有呼毕勒罕时,禁止拉穆吹忠看验龙单(占卜一类的预言)着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将所出呼毕勒罕有几人,令将伊等乳名各书签放入瓶内,供于佛前虔诚祝祷念经,共同由瓶内掣取一签,定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如此佛之默佑,必得聪慧有福相之真正呼毕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自主,拉穆吹忠更不得从中舞弊,恣意指出,众心始可以服。”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乾隆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人把金奔巴瓶送往拉萨。据福康安的奏折看,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等,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1月20日护送金奔巴瓶到达拉萨,福康安率领清官及济隆呼图克图、各寺的活佛和大喇嘛、噶伦等前往迎接,这一天,八世达赖强白嘉措为感谢乾隆帝的圣恩,也提前离开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恭候。当迎接金瓶的队伍来到大昭寺后,达赖特派喇嘛等执香花幡幢在前引路,福康安与惠伦等恭送金奔巴瓶在大昭寺佛楼上的宗喀巴佛像前,敬谨供奉,随后,达赖率领僧众顶礼赞颂,极为虔诚严肃。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呢?着名的民族学家、藏学家牙含章先生在他的《班禅额尔德尼传》中是这样说的:

“……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金瓶掣签’与‘吹忠降神’(护法降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清高宗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也承认人死以后‘灵魂’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投胎转世’,在这个佛教的‘神不灭论’的基本观点上,清高宗与拉穆吹忠是一致的,并无分歧。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就有重大的不同。拉穆吹忠‘降神’,特别是在决定达赖继任人选时,‘降神’一般都是事先由西藏的大贵族暗中决定的,哪位贵族权大,钱多,拉穆吹忠就会被哪位收买,就会指定这个大贵族,或与这个大贵族有亲密关系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成为达赖的继承人。但往往发生下述情况,即几大大贵族势均力敌,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争夺达赖的大贵族之间采取妥协的办法,即让达赖‘转世’到西藏以外的地方,十世达赖楚臣嘉措‘转世’在西康理塘地方,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转世’在西康康定地方。只有十二世达赖‘转世’在西藏。但是以上四世达赖的寿命都不长,九世达赖只活了11岁,十世达赖只活了22岁,十一世达赖只活了18岁,十二世达赖也只活了20岁。班禅的情况与达赖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宗教上,达赖、班禅虽然平等,但实际上,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西藏地区的政教大权主要在达赖世系,所以班禅一般都较长寿。对于这些情况,历任驻藏大臣都是清楚的,清高宗也是清楚的。

‘金瓶掣签’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把指定由谁继任达赖和班禅的大权,由拉穆吹忠‘降神’决定转移到清高宗制定的‘金瓶掣签’决定,实质上讲,就是把决定达赖、班禅继任人选的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这是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使西藏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的任免大权,完全集中到清朝中央政权,从而更加明确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从属关系。”

由于“金瓶掣签”的制度得到了像八世达赖等西藏广大僧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就开始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及蒙古地区实行。但是,从灵童转世方向的确认,到观看圣湖显影等方面,护法神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执行“金瓶掣签”制度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金瓶掣签”制度毕竟成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的一个致关重要的环节,尽管西藏历史上,也有一些达赖或者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是免予掣签的。但免与不免的决定权,仍在清朝中央,仍在清朝皇帝,到了民国时期,也依然如此,决定权仍在中央政府。

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被免予金瓶掣签的是九世达赖;第一个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是十世达赖。

1804年8月18日,曾亲自在大昭寺迎接金奔巴瓶的八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而他的转世灵童也将首次用金瓶来决定。但是,七世班禅、摄政济隆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等领街,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折转呈嘉庆皇帝。内容是邓柯灵童,确系第八世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予“金瓶掣签”。驻藏大臣也向嘉庆帝奏称,经过种种核验,实系第八世达赖复出无疑,请求“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嘉庆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是,为了不让西藏和其他藏区以此为例,事后,他又下了一道谕旨说:

“从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强附会,或仅小着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签掣,以防弊混。今达赖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生,似此信而有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签掣。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

嘉庆帝的意思很清楚,金瓶掣签是先帝所立,这个规章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各地都如法炮制,请示免予掣签,这项重大的活佛制度改革就会遇到困难。果然,九世达赖圆寂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

1815年2月11日,年仅11岁的九世达赖隆朵嘉措突然在布达拉宫暴亡。嘉庆帝下令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由掌办商上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对九世达赖的去逝,嘉庆感到非常意外和懊悔。当时因为驻藏大臣奏称九世达赖经过种种“徵验”,确为第八世达赖“转世”,嘉庆帝才免予掣签的,可是“如果所称徵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次玉宁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由于西藏在十世达赖转世的问题上又请“免子掣签”,嘉庆帝立刻谕示驻藏大臣玉宁、珂实克二人“不先加驳回,实属错误,均着传旨申饬”。指示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才能认定。

据藏文史料记载,噶厦和三大寺的代表在今天的四川藏区找到了三个“灵童”。这时嘉庆皇帝已经去逝,道光皇帝继位。这位皇帝比起嘉庆帝来,更加坚定地执行了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他于18

21年,谕示军机大臣说:

“……前据玉宁等奏理塘幼孩有灵异之迹。今察木多所属复出有幼孩二人,均有吉祥佳兆。前后共得三名,令其亲丁师傅等携至前藏,文干等会同噶勒丹锡呼图克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均有灵异之性,即照例写签入瓶,对众讽经掣定,核实奏闻。若试验未确,仍令另行访查,俟灵异幼孩数足三人再行照例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1822年1月15日,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七世班禅专程从札什伦布寺赶到拉萨主持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掣签仪式在布达拉宫的皇帝牌位前举行。此前,三名“灵童”都住在聂塘寺,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与七世班禅共同决定,由摄政、七世班禅、驻藏大臣等亲赴聂塘寺,将三名“灵童”带到布达拉宫。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亲自主持。结果抽出西康理塘生的小孩为十世达赖,他就是西藏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达赖楚臣嘉措。此外,经金瓶掣签认定的还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

金瓶掣签仪轨

金瓶掣签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般情况下,驻藏大臣、帮办大臣、达赖或班禅、摄政等进门后,先要按职位或者是传统的习惯依次入座,随后是近侍献清茶和酥油茶。当这项传统的礼节结束后,开始当众核对入掣象牙签上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写的“灵童”的名字、生年,然后送给达赖或班禅复看后,又让每位“灵童”的家人跪看牙签的名字、年岁有无错误。当一切都准确无误后,用黄纸包好,供在瓶前。这时,喇嘛们开始念经,等诵经仪式结束后,帮办大臣来到金瓶前,跪下叩首三次,然后,用双手将牙签举过头顶放入金瓶内,再用手旋转两圈,盖好金瓶盖,起立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这时。喇嘛们又开始念经。念经仪式结束后,驻藏大臣走到金瓶前,也跪下叩首三次,然后跪着打开金瓶盖,用手旋转多次,掣出象牙签一支。此时在左边侍立的帮办大臣,打开黄纸,当众宣看。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的家庭人员在跪听掣签结果后,一般还要观看象牙签,然后再送给达赖或班禅审看,再将签供在金瓶前。剩下的没有掣中的象牙签此时也要从瓶中抽出,给在坐的官员和高僧观看,最后这些“灵童”的家庭成员也要被召进观看,除去疑义,并用纸擦去。金瓶掣签仪式就此全部结束。

综上所述,自乾隆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直至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的100多年中,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据清理藩院秘档,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位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班禅系统)的灵童举行过金瓶掣签。这些灵童涉及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等。

确定达赖、班禅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的程序和仪轨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1.在清朝皇帝任命的摄政活佛或总管札什伦布寺事务的扎萨克喇嘛主持寻访灵童后,由摄政召集僧俗官员会议,确定三名(或两名、四名)呼毕勒罕候选人,将详细情形向驻藏大臣禀报,请示转奏皇帝批准举行金瓶掣签。

2.在皇帝御批同意后,将确定的呼毕勒罕候选人及其亲属和师傅等接到拉萨,并经驻藏大臣和摄政、各大呼图克图看验,认为确有灵异后,方能举行掣签。

3.在掣签前将金本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宫供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圣容)和皇帝万岁牌位的萨松南杰殿,由大呼图克图率三大寺及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僧众(确定班禅转世呼毕勒罕时还有札什伦布寺僧人)诵经祈祷七天或九天。

4.掣签之日,驻藏大臣和各大呼图克图、僧俗官员集会,用满文和藏文书写名签,核对无误后,由一名驻藏大臣封签(用黄纸包裹),放入金瓶中。

5.由在场的呼图克图及高僧等诵咒祈祷,由另一名驻藏大臣摇动金瓶,然后掣出一签,当众宣读掣中者名字,并交给在场藏汉官员传阅,然后还要取出未掣中的名签传阅,以示书写掣出的名签真实无欺。掣签后即派人去呼毕勒罕住处报信祝贺。

6.掣签的情形和结果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得到皇帝批准后,向呼毕勒罕宣读圣旨,才算完成金瓶掣签的全部程序。

7.在皇帝批准和派大员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札什伦布寺),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继位事务才最后结束。

最后认定权

是否对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实行金瓶掣签,西藏僧俗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朗敦的灵童已经各方复查筛选,确实是十二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希望清政府免予金瓶掣签。为了实现这些意愿,当时的摄政功德林活佛给八世班禅去了一封信,希望他出面,请求清帝免予金瓶掣签。信中说道:从各方面再三考虑,朗敦之子确比上报的其他灵童更为灵异。从一世达赖根敦朱巴至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均未入金瓶掣签,其中除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外,其他几位达赖寿命都较长。乾隆帝赐金瓶掣签,是为确认活佛之意,而浊世众生福浅,近代几位达赖均年幼夭折,极为不幸。此次灵童若不能符合众意,僧俗人等将更加痛心。况且达赖素为蒙藏所崇敬,皇帝也极重视,达赖系佛教之根本,黄教之教主,其转世灵童,更应极其优异,为众望所归者。朗敦之灵童年龄虽最小,但相貌举止等各方面都完全是胜王金刚持之化身。倘若金瓶掣签掣不出众所公认的朗敦灵童,则悔恨莫及,贻误大事。特请班禅大师祈求皇帝谅解,务使汉藏臣民均能满意,绝不能草率从事。

与此同时,摄政功德林活佛又给驻藏大臣松溎递交了一份呈文,再次详述了转世方向、父母名称、打卦问卜、观湖显影、上报查验等重要情况,指出,有关灵童出生前后之梦兆、征兆等均极祥瑞。朗敦之子,异常聪慧,容貌端庄,举止大方,经反复查验,全藏僧俗皆倾心悦服,一致认为朗敦之子为十二世达赖之转世灵童,请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并准予坐床。

为慎重起见,功德林活佛在向驻藏大臣递交了呈文后,又下令再次查验。各大活佛再次卜卦,结果僧俗仍然一致认为朗敦之子为十二世达赖之转世灵童,并请驻藏大臣将西藏全体僧众官员的公禀转奏皇帝予以认定并批准坐床。

1877年6月,光绪皇帝得到了驻藏大臣松溎的奏折后,批准了西藏僧俗的一致要求,十三世达赖成了又一名免予金瓶掣签的大活佛。

十四世达赖出生和认定的时间是20世纪30和40年代的事情。此时,清朝封建统治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在十四世达赖的最后认定权上,国民政府依然还是沿袭乾隆皇帝的旧制。

据藏汉文史料上记载,当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政府就特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专使前往拉萨,追赠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在达赖座前献了中央所颁赐的玉册玉印;不久又在布达拉宫达赖灵堂举行了致祭仪式。

1935年,当热振活佛就任西藏摄政后,国民政府册封他为“辅国普化禅师”,热振活佛愉快地接受了册封。

上述两件事,一方面说明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为国民政府主持达赖灵童掣签坐床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档案看,十三世达赖圆寂以前,国民政府就曾制定过有关活佛转世的规定。当国民党中央政府得知西藏已在青海寻获三名“灵童”后,就开始着手积极准备有关金瓶掣签的事宜。

1938年8月18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给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信中说,活佛转世非同一般小事,处理时稍有不当就会引起争执,所以,蒙藏委员会成立以后,曾参考清代乾隆皇帝制定的达赖、班禅转世办法,结合当时的情况,制定了专门的《喇嘛转世办法》。至今,在内蒙古、青海已有多名转世活佛照此办法办理了认定手段。现在,既然已在青海境内找到了三名灵异神童,就应该依照乾隆定制,举行掣签手续,最终确定谁是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吴忠信所说的《喇嘛转世办法》有十三条内容,其中第三条说,达赖、班禅大师等活佛圆寂后,应向当地最高行政机关报告,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并由其高足负责寻访灵异同龄幼童二人以上,作为转世灵童候补人,报当地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后,进行掣签认定。第六条进一步强调指出,达赖、班禅大师之转世灵童掣定以后,由当地最高行政机关呈请中央批准后派大员前往照料坐床。

从《喇嘛转世办法》的内容看,国民政府对蒙藏活佛转世制度的管理是有章可循的,它除了涉及达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认定制度外,其他活佛的转世认定办法也包括其中。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吴忠信给孔祥熙去信后不久,蒙藏委员会就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拟定了《十四世达赖转世掣签征认办法》,并呈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

蒙藏委员会在《十四世达赖转世掣签征认办法》中首先指出,自从清朝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后,从八世达赖开始,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奉圣旨免于金瓶掣签外,其余各世均遵照定制掣签认定。这是中央对西藏的固有主权,也是统治西藏的重要方法,决不能放弃。最后,蒙藏委员会提出了三点具体的掣签征认办法:

1.国民政府特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活佛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掣签事宜。

2.国民政府特派大员会同热振活佛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掣签仪式,并由该大员指派代表就近办理有关事项。

3.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活佛主持掣签仪式。

1938年10月20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通知蒙藏委员会:行政院第385次会议认真讨论了《十四世达赖转世掣签征认办法》,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先由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会商,再呈报行政院核定。

很快,蒙藏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驻藏长官张咨议与噶厦和热振活佛取得了联系。1938年12月12日,热振活佛致电重庆,接受中央派员主持掣签仪式。

1938年12月31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通知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同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转世事宜。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可是在护送青海灵童入藏的事情上又出现问题。西藏此时虽然接受中央派员会同热振活佛主持达赖认定掣签仪式,但另一方面又只准中央和青海各派委员一人护送灵童至西藏边境。

在此紧要关头,班禅驻京办事处于1939年2月11日向蒙藏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呈文,坚决支持中央派员入藏,主持金瓶掣签。

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知事态的严重性,亲自电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说:恩久活佛从青海来电报告说,西藏拟请中央及青海各派一人护送青海灵童至西藏地界,再由西藏自行与其他两名灵童一起举行掣签仪式。据查,达赖转世,事关中央与西藏的前途,并且掣签仪式历来必须由中央驻藏大员监督主持,现在西藏只许中央派人护送灵童至西藏地界,公然藐视祖国,破坏教规,使达赖与祖国断绝关系。查此转世灵童经九世班禅亲自认定,蒙藏僧俗,远近咸钦,若经中央册立,既使不入藏掣签,也为世人所公认。

由于中央政府的一再坚持,西藏地方政府于1939年4月7日在布达拉宫召开了由僧俗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当国民党驻藏长官张威白前往热振活佛住处时,热振活佛告诉张威白说:中央爱护西藏无微不至,吴委员长亲自来临,均表欢迎;务恳迅速飞青,与灵儿一同入藏……

至此事情才圆满解决。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委员长、秘书长罗良鉴、顾问曹经沅等一行l0余人抵达拉萨,受到热烈欢迎。据随行秘书周昆田当日发给中央通讯社的电讯所载,热振活佛的代表噶伦丹巴嘉样、彭休、彭康以及西藏其他高级僧俗官员70余人,在拉萨西郊约4公里的哲蚌寺山脚下设帐欢迎,仪式隆重。旅藏的甘、青、川、滇、北平、新疆的商民以及尼泊尔的代表都分别前往哲蚌寺远迎。此外,驻拉萨的藏军700余人,也全体出城列队在路旁欢迎。下午4点左右,由藏军和各欢迎人员在前引路,吴委员长乘大轿相继入城。当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来到城内时,开始鸣礼炮二十七响。周昆田在电讯中还说,当时队形整肃,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沿途民众观者如潮,热烈景况为藏汉历史上所罕见。

吴忠信委员长当日下榻于预先布置好的行辕内,并先后接见丹巴嘉样、彭休、彭康三位噶伦及其他高级官员。

可是就在吴忠信到达拉萨以后,在灵童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三个灵童现在只剩下一个灵童了。原来西藏僧俗认为青海灵童灵异显着,经民众大会决议,公认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真身,不再举行掣签仪式。吴忠信得知这消息后,当即表示此事须呈报中央最后审定,本人只能负责转呈,不能马上作出决定。经双方一再磋商后决定:由吴忠信事先查看灵童是否灵异;由热振活佛正式呈请中央,办理免除掣签手续。

194O年1月26日,热振摄政向民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数页的文件,请求中央免除青海灵童的掣签手续。文件写道:

……木猪年,一女神在布达拉宫达赖的卧室以神丸占卜明示:十四世达赖灵童已经转世;转世情景、父母、房屋等明见于曲科吉神湖之中。为使僧俗深信不疑,身为摄政的热振活佛在布达拉宫的释迦牟尼像前亲自占卜,询问观看圣湖的时机到否,卦示已到。于是,在十三世达赖灵塔完工后不久,热振活佛主仆一行不辞劳苦,前往曲科吉圣湖观看显影。寻访人员在康汪母女神像前供奉无数盏祭灯,虔诚祷告,随后热振活佛开始凝视神湖,果然看见“阿”、“噶”、“麻”三字(藏文的三个字母);灵童诞生的房屋、山野的形状等都非常清晰。观完圣湖,热振活佛一行前往南部各寺祭神朝佛。在着名的桑耶寺,敬请降仔乌马布神降神占卜,当神灵附体时,桑耶护法神将哈达抛向东方。此前,噶东神(噶东护法神)也先后占卜明示灵童将在东方转世,乃穷护法神在达赖卧室初次降神占卜时,也将哈达抛向东方。

……十三世达赖在卧室面向东北圆寂,当移灵柩去俄察白期宫殿时,在石路上,达扎活佛看见达赖面向东北天空微笑。另外.当达赖灵体移放俄察白期宫和布达拉宫各宝座时,灵体都是向南,但无人移动竟自动转向东方。这些异常现象,均被当时的办事人员普觉荣尊活佛和其他在场的念经活佛看见。

根据以上这些奇兆,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必诞生于拉萨以东地区。于是乃穷护法神从西藏各大小寺院中挑选了三名有缘的活佛前往东部寻访。临行前,热振活佛经过占卜确定了三路寻访人员:北方及达布一带,由普觉活佛寻访;安多、阿里、安多下部、宗喀等地由纪仓活佛负责寻访;昌都、察雅、工布一带,由色拉吉巴康萨活佛负责寻访。

十三世达赖非常喜欢纪仓活佛,水鸡年达赖生病,让纪仓活佛用经水洗灌头顶。纪仓活佛不敢用手,以铜镜代替,达赖准许他用手拂洗自己的头顶。去曲科吉观看神湖显影时。纪仓活佛与热振活佛同行。观湖时,纪仓活佛曾见一座山和山顶小石堆上所竖的经旗,还有旷野上漫漫的长路。噶厦为寻访达赖真身,请降仔乌马布神降神占卜时,降仔神手拿佩戴的护身盒和阿西哈达作投向东方之状,然后交给纪仓活佛,因此,人们断定纪仓活佛有寻访和迎请转世灵童的缘份……

果然纪仓活佛一行访得灵异孩童14名。根据噶厦之命,纪仓活佛让所有灵童辨认了十三世达赖的遗物,都能认出真假,所有奇兆也证实无疑。但是事关重大,噶厦又再次把乃穷活佛迎至达赖的经堂举行降神占卜仪式。乃穷活佛没有详看卜文,就将它插入帽中,然后明示称:要问本神上师转世何方,预示已得到验证,青海大泽祁家之灵儿为十三世达赖真身。说完又向东投献哈达。

热振活佛在文件的末尾进一步强调说,他在圣湖中所看见的显影以及乃穷活佛等诸多护法神的卦示等与实际寻访的青海祁家灵童十分吻合,因此,西藏僧俗大众都深信他为十三世达赖之真身。不须掣签,照例剃度受戒。此事已呈报中央在案……

虽然热振活佛已正式呈请中央,免除青海灵童的掣签手续,但是在“察看”灵童的问题上,又节外生枝发生了波折。当吴忠信派人赴罗布林卡和古觉大堪布交涉时,古觉大堪布提出要吴忠信在达赖灵童登座时,“上殿参拜”。并说:“灵童坐殿,系经西藏民众大会决议,殿见也系西藏之惯例。”又说:“经民众大会决定者,不能变动。”其含义在不承认吴忠信有“察看灵儿”之权。

随行人员向吴忠信报告了此事后,吴忠信颇感不快,立即派人叫来贡觉仲尼,语气非常严厉地令他马上向热振活佛转告,必须照旧议办理,否则中央人员不惜全体离藏。据《拉萨见闻记》一书载,热振活佛经此转折后,态度顿趋软化,翌日即派人来道歉,说明古觉大堪布不明情况造成误会,请吴忠信指定察看时间和地点。最后吴忠信决定2月1日在罗布林卡荷亭内查看。据史料上记载,查看的时候,吴忠信给灵童送了四种礼品,表示了承认。

就在吴忠信去罗布林卡查看青海灵童的头一天,也即19

40年1月31日,行政院第450次会议通过了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并发给坐床大典经费40万元的决定。2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府字第898号令:

“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着,查系第十三辈达赖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此令。

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此令”

至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才真正成了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完成了宗教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认定手续。

第十七章

高高在上的法座

不论是大活佛还是小活佛,当他们被正式认定为转世灵童后,迎接他们的将是最隆重的大典——坐床。对每一个转世灵童来说,这一天是来之不易的,尽管此时他们都还是些孩子,尽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从此将改变他们一生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千千万万藏族儿童中的幸运儿,他们中有些甚至还是蒙古人的佼佼者,但他们都是从故乡的田野或者是草原上走来,然后在各自的法座上扎根,随后才沿着他们各自的前辈开拓的路走向他们自己的辉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们必须像自己的每一位前世那样从零开始,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或者活佛剪去黑发,取一个吉祥如意的法名,受戒出家,然后才在僧俗们的簇拥下,像众星捧月似的走向神坛,荣登法座。

灵童的剃度

1877年10月20日,一队人马匆匆离开拉萨,沿着奔腾的拉萨河逆水而上,很快就消失在东去的山谷中。lO天以后,他们来到了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的郎敦村。这些人是来迎请达赖灵童前往拉萨供养的。他们的头领是布达拉宫的三名大堪布森本、苏本和却本,他们都是十二世达赖的近侍,迎请灵童早已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情。

这是一支阵容复杂的队伍,除了三名堪苏外,布达拉宫还有堪穷、僧官等30余人参加了这支迎请灵童的队伍,噶厦也派了宇妥台吉、代本等20余人,余下的都是些马官、轿官、打伞的、搭帐篷的和仪仗队。这些人还带来了前世达赖用过的日用器具,他们希望小灵童一开始就享受跟前世达赖一样的生活。

11月1日,达赖灵童穿上了法衣,坐进了轿子,迎请队伍在仪仗队和乐队的带领下,离开了象山之前的郎敦村。噶厦早已在沿途各站口布置了欢迎的帐篷,基巧堪布、彭康,全体噶伦、大喇嘛、廓克札萨、丹吉林呼图克图、霍康札康、代本等人在途中欢迎,向灵童敬献哈达。

11月14日,这支越来越庞大的迎请队伍抵达了拉萨河南岸的公堂寺,森本堪布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把小灵童抱在怀里,然后穿过潮涌般顶礼膜拜的人群,来到聂畏殿上,依照传统的做法,被认定为达赖转世灵童的小孩要在这里接受圣旨。

此时,达赖灵童面向东方跪下,驻藏大臣松溎站在他面前。宣读了光绪皇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三世达赖免予掣签的圣旨。随后灵童向东方行了三跪九叩礼,两位驻藏大臣首先向他敬献哈达,达赖灵童也向两位驻藏大臣还敬了哈达,并赠送了佛像、香和氆氇等礼品。

仪式结束后,噶厦和三大寺的代表以及活佛、贵族、僧侣百姓参加了盛大的噶卓庆祝活动。首先是由摄政通善呼图克图代表噶厦,向灵童献哈达、曼札、七珍八宝、法轮、法螺、金子、元宝、绸缎、茶叶、酥油、干果、白青稞等。接着是札什伦布寺代表卓尼向灵童献哈达和各种贵重礼品。然后才是各呼图克图、佛师普觉、噶伦、公、札萨、台吉、三大寺的代表、上下密院的僧官依次一一向灵童献了哈达。庆祝活动结束后,达赖灵童继续住在公堂寺,等候八世班禅从札什伦布来给他剃度。

据藏文史料上记载,1877年12月17日,噶厦特派噶觉布娃前往后藏札什伦布寺,邀请八世班禅前往拉萨,给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剃度。八世班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于正月初四抵达拉萨,住在罗布林卡的噶桑颇章内。正月十一日,八世班禅在摄政、驻藏大臣、全体噶伦、三大寺代表等的陪同下,到达公堂寺,在大经堂给十三世达赖剪了发,换上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罗桑土登嘉措鸠差旺觉却勒南巴甲娃巴桑布,后人简称为土登嘉措。仪式结束后,按照惯例,噶厦又在公堂寺大经堂内举行了盛大的噶卓欢庆活动。

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高足,但由于两位活佛圆寂转世的时间不同,所以相互剃度、取法名、授戒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并形成了定制,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

六世达赖灵童1697年被第巴桑结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后,于9月从藏南门隅迎往拉萨,途径浪卡子宗时,第巴事先约好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在此会晤,并为六世达赖剃度受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

五世班禅圆寂以后,在七世达赖的关心下,六世班禅灵童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完成了认定手续。1740年9月9日,七世达赖给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取法名为罗桑巴丹益喜,后人一般简称为巴丹益喜,并正式通知了札什伦布寺。于是札什伦布寺派仲科尔等前往南木林宗札西则庄园,告诉唐拉夫妇,他们的孩子是五世班禅转世的灵童,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在庄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噶卓欢庆仪式。当时的藏王颇罗鼐还从拉萨派来了一名医生。对灵童的身体进行了检查,同时还带来了颇罗鼐送给六世班禅的一封贺信,以及法衣、小佛像、法轮、角号、铃、杵等礼物。

举行噶卓仪式后,札什伦布寺的僧众们就用轿子将六世班禅灵童抬到札西则庄园对面绿东谿卡的团柱明康宫内居住,由札寺的许多喇嘛精心看护。

1741年5月9日,因札什伦布寺的大总管洛桑根敦在伦珠林寺圆寂,札什伦布寺一致推举拉仁岗巴·吉仲罗桑才旺为大总管,即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为迎请班禅灵童入寺,大总管札萨喇嘛、司膳师、侍卫官、香灯师等侍从,以及摄政王的代表、札雅班智达活佛等100余人,身着礼服,乘马赶到了绿东谿卡。6月1日,人们开始向灵童敬献吉祥哈达,请求摸顶赐福。班禅灵童头留小黑发,身着僧衣,更显得英俊无比。大总管同其他高僧显贵将灵童扶上五世班禅曾坐过的宝座上,设宴庆祝。宴会后,灵童开始为摄政王代表、札雅班智达等迎请人者摸顶。第二天,这位班禅灵童就被抬回了札什伦布寺,住进了五世班禅的噶当颇章宫内。从六世班禅灵童的情况看,七世达赖只是给他取了法名,并没有给他剃度,翻看《七世达赖传》,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解释。

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圆寂后,后藏托布加一家贵族的小孩,由乾隆派来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认定为八世达赖灵童。经驻藏大臣奏请乾隆皇帝批准后,正式继任为八世达赖。随后,驻藏大臣通知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命令噶厦和三大寺派遣大批僧侣官员前往托布加庄园的拉日岗村,将灵童暂时迎请到札什伦布寺。当达赖灵童见到六世班禅时,向班禅磕了头。

1761年正月(乾隆二十六年),噶厦派前世达赖的却本堪布第珠前往札什伦布寺,代表噶厦向八世达赖表示祝贺,同时还带来了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和四大噶伦给六世班禅的亲笔信,请六世班禅给八世达赖剃度取法名。

正月十一日,在札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殿上,六世班禅给八世达赖剪了发,并取法名为吉总罗桑丹白旺觉强白嘉措巴桑布,后人简称为强白嘉措。并由噶厦出资,在大殿上举行了隆重的噶卓欢庆仪式。

1761年3月5日,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驻藏大臣集福、噶伦公班第达、噶伦札萨大喇嘛等200余人从拉萨赶到日喀则迎请八世达赖灵童。第二天,在札什伦布寺的大经堂上举行了隆重的欢庆活动,六世班禅和八世达赖两位黄教至尊都同时登上了法座,接受摄政、驻藏大臣、噶伦等人敬献的哈达、贵重的礼品和朝拜。这是辉煌的一日,就是今后的历史长河中,像今日达赖和班禅同登法座,接受朝拜的场面也是不多见的。

3月18日,八世达赖灵童启程前往拉萨,札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和僧众,在札寺的大门外热烈欢送。札什伦布寺专门搭了欢送帐篷,给达赖灵童和摄政等人送行。六世班禅派卓尼二人,陪同前往拉萨。

据记载,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北京圆寂后,经过札什伦布寺六世班禅的近侍苏本堪布前往四个“灵童”家明察暗访,并拿出六世班禅曾经使用过的茶杯、铃杵、念珠等让“灵童”挑选,结果只有后藏白朗宗吉雄谿卡的灵童挑选的东西都是六世班禅用过的,所以苏本堪布首先肯定这个“灵童”是六世班禅的转世化身。

1782年12月20日,乾隆皇帝批准这位灵童为七世班禅,并赐哈达一条、宝石念珠一串,并命令驻藏大臣博清额亲自送去。博清额接旨后,从拉萨赶到札什伦布寺宣读了圣旨,转变了乾隆皇帝赏赐的物品。这样,七世班禅就完成了政治上的认定手续。

1783年8月15日,札什伦布寺派100多名喇嘛向东来到了白朗宗的吉雄谿卡,把七世班禅灵童接到了离札什伦布寺约15公里的甘丹勒谢曲林寺暂时居住,以便择定吉日,再迎请到札什伦布寺举行坐床大典。灵童住下以后,噶厦和各地就开始派代表来札什伦布寺参加坐床大典,八世达赖也派达尔汗夏苏堪苏为代表赶到了后藏。

1784年8月11日,札什伦布寺和后藏的僧侣群众终于盼到了他们几年来苦苦等待的良辰吉日。8月的后藏,正是风光最美的时刻,蓝蓝的雅鲁藏布江就像无云的高原蓝天铺盖在宽阔的山谷里,年楚河依旧欢快地流过日喀则城。一队由札什伦布寺的重要僧侣官员组成的迎请队伍来到甘丹勒谢曲林寺,将他们未来的寺主迎回了札什伦布寺,居住在益格穹曾宫殿内。

8月20日,札什伦布寺在日光殿上举行了七世班禅坐床大典,庆典由驻藏大臣博清额亲自主持。乾隆皇帝特派札萨喇嘛郭莽呼图克图、夷大兴阿里二人为钦差大臣,赶到了札什伦布寺看视班禅灵童坐床,并赏给哈达一条、宝石念珠一串,此外还有各种法器、法衣、玻璃用品、绸缎等许多礼品。八世达赖的代表札萨噶伦公团色旺堆也向七世班禅献了哈达、曼札、法衣、法物、法器一套。西藏摄政和噶伦等噶厦官员和札什伦布寺的僧侣官员,均向七世班祥献了礼品,接着侍从喇嘛们开始在日光殿上献上酥油茶、人参果酥油饭、油炸“卡赛”点心等,举行隆重的噶卓庆贺活动。

8月21日,八世达赖处理好紧要政教事务后,专程亲临札什伦布寺为七世班禅剃度,受到札什伦布寺全体僧侣的隆重欢迎。两位黄教领袖相见在日光殿,按照传统的礼节七世班禅先向八世达赖磕了头,拜为师尊,当晚,两位活佛同住在札什伦布寺的大拉让殿。

9月7日,在札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宫殿内,举行了八世达赖给七世班禅剃度的仪式,八世达赖在诵经祈祷后,用剪刀剪去了七世班禅的头发,换上了僧衣,取法名为吉总罗桑巴丹丹白尼玛确来南加巴桑布,简称为丹白尼玛。接着八世达赖又给七世班禅授近事戒。

达赖、班禅的关系虽然情同手足,但他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阴影,当他们失和时,其中的任何一个在转世后,就只能请别的活佛剃度授戒和取法名。而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本世纪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身上。

1902年,九世班禅曲结尼玛已年满20,到了受比丘戒的时候,按照传统应该是由十三世达赖来传授。

4月15日,20岁的九世班禅喇嘛来到了拉萨,十三世达赖举行了最高的宗教仪式,为其授比丘戒。可是就在这件事不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据史料记载,1902年春天,九世班禅去拜见达赖,欢迎他的仪仗队击鼓经过布达拉宫,十三世达赖非常生气,说班禅在师尊的门前击鼓是妄自尊大,就罚了班禅1500两银子,从此,两位活佛身边的人就开始谗言挑拨,致使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从历史看,班禅系统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朝雍正、乾隆以来,一直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和噶厦处于平行地位。可是一场新的历史变革以后,清王朝结束了它的封建统治,驻藏大臣也被赶走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开始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治,并向班禅管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札什伦布寺则坚持过去的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于是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

从1915年开始,十三世达赖在后藏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公署)任命僧官罗桑团柱、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了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的宗和谿卡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的四个宗和所有的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固有的权利。这是班禅不能接受的。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基宗的建立,噶厦开始向当地摊派各种杂税,致使两位活佛的关系更加紧张。

1916年,九世班禅给十三世达赖去了一封信,除了申述札什伦布寺的困难外,要求到拉萨与其见面。十三世达赖在信中同意他来拉萨面谈,但又说政教事务很忙,提议推迟到第二年会晤。班禅只好服从。可是一年过去了,十三世达赖又突然宣布:要“闭关静坐”3年,在此期间,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班禅也不例外。

班禅只好又等了3年,才经十三世达赖的同意,到拉萨会晤。但这位黄教领袖的拉萨之行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达赖只派了一个代表去欢迎他,噶厦也只派了一些次要的官员去参加欢迎仪式,而噶伦等重要官员却只在罗布林卡的门口欢迎他。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会晤后,很快离开了这个不欢迎他的城市。

1923年11月,十三世达赖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没想到这些人刚到拉萨,就被投进了监狱。他们的侍从好不容易才逃回札什伦布寺,向九世班禅作了汇报。九世班禅异常恐惧,他预感到这是大祸临头的恶兆,如不出走,势必危及他的生命,于是当即决定向青海方向出走。为了不走漏风声,他和自己的重要侍从作了周密地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先在15名近侍亲信的保护下,秘密向北出走,无人知晓。3天之后,另一批由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率领的100多人的队伍,也乘着月色离开札什伦布寺,去追赶他们的主人。疾行5天5夜,两支队伍才会合在一起。随后,他们开始穿越藏北草原,并从那里翻过唐古拉山脉,进入了青海藏区。

班禅一行出走数日后,噶厦才通过英国人办的邮电局,电悉了班禅出走的情报。十三世达赖立即命令仔本龙厦和代本崔科率一千骑兵直奔藏北,可是他们与班禅所走的路完全不相同,这些追兵一直追到唐古拉山也没有见到逃难者的踪影。这时正遇到大雪封山,只好空手而归。

九世班禅一行进入青海后,很快就陷入了绝境。他们带有足够的金银,但四野遇不到一个牧民,与他们为伴的只有野牛、野马和野羊。可是他们都是些受了戒的喇嘛,谁敢去杀生呢!走过这条道的喇嘛心里都清楚,要走出这片无人区,大约还要一个月的时间,粮食显然不够。他们只好宰马充饥,可是没有马,又怎么穿越眼前茫茫的大草原呢?看来他们的路已走到了尽头。

就在他们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终于发现一支骆驼队朝他们走来,这是一支从西藏返回外蒙的蒙古喇嘛队伍,他们带有充足的食物,两支喇嘛队伍合在了一起。

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达甘肃最西部的安西县,至此,他们已走了4个月零5天的路。安西县长热情地接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并电告兰州督军陆洪涛。很快北京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就得到了陆洪涛的报告。

从此,九世班禅开始了他在祖国内地13年不平凡的生活。

1933年10月30日6点30分,十三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1940年青海灵童拉木登珠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尽管班禅大师曾经为这位灵童的寻找作过卜示,但至死也没有缘份像他的前辈那样,给十四世达赖剃度和授戒。而当他回藏受阻,身心不适,过早圆寂后,他自己的转世灵童也同样无缘拜十四世达赖为师,请他剃度和授戒。这是藏传佛教史上,达赖和班禅之间过去的一段历史,还好,这一切已经过去,当1952年4月28日下午,十世班禅和十四达赖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会见,双方互相交换哈达、行磕头礼后,两位大活佛的关系又和好如初,恢复了正常。

坐床大典

每一位转世灵童,都有他们各自的坐床大典,但不同的活佛,其坐床大典的规格也有所不同。在整个藏区莫过于达赖和班禅的坐床大典最为隆重和复杂。

十三世达赖剃度以后,从公堂寺移到了日加三丹林寺居住,要等到举行完坐床典礼后,他才能住进布达拉宫。

按照惯例,坐床大典前,摄政王功德林向驻藏大臣报告说:拟于藏历土兔年(1879年)举行达赖坐床大典,请转奏皇上,照过去旧例予以照准,并准许新达赖在坐床时乘坐黄轿,使用黄色马鞍。

1879年5月,钦差送来了光绪皇帝的圣旨:“达赖转世已经确定,今年六月十三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前请乘用黄轿及黄色鞍辔均予使用。佛父贡噶仁青封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

至此,噶厦等筹备达赖灵童坐床事宜就绪。

6月9日,驻藏大臣衙门派人将皇帝赐给十三世达赖的金印金册送交摄政王功德林。

6月10日,摄政王功德林和噶伦等从布达拉宫出发,前往日加三丹林寺。两日后,十三世达赖在摄政等的陪同下前往拉萨。这天早晨,噶厦早已派人在拉萨东部的岗堆堆谷塘搭好了有各种吉祥图案的大帐篷。小灵童在大小官员、贵族、活佛及僧俗百姓的夹道迎接下,来到大帐篷内就坐,在此等候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彼此交换哈达。在这里迎接灵童的还有班禅的代表、第穆等各大呼图克图、公、噶伦、代本、孜本及贵族世袭子弟,还有以甘丹寺夏、绛二法王为首的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执事等。

6月13日良辰吉时,按照旧例开始举行盛大的出行仪式。为了使这一天更加具有喜庆日子的气氛,拉萨市的官员事先向市民和城市附近的村民宣布了命令:拉萨各街道一律打扫干净,路边洒白色石灰两条,从大昭寺一直洒到布达拉宫门口。拉萨全市的房顶上要插挂伞、盖、幢、五彩旗帜。当达赖进入市区时,各房顶上要吹锁呐、大号、敲鼓、击铜钹。家家户户门口要焚烧加有香料的松柏树子。

这天早晨,达赖灵童换上黄色法衣,乘坐黄色大轿前往拉萨。迎请队伍的前面有高执经幡宝盖和香炉的仪仗队、音乐队,紧跟着是摄政、普觉佛师、甘丹池巴(法座)、各大呼图克图、公、噶伦、札萨喇嘛、贵族、大小僧俗官员、伊斯兰教徒、尼泊尔信徒等。整个迎请队伍长达数里。

从岗堆堆谷塘到城中心的布达拉宫红山脚下,长约10多里的道路上,站满了僧俗群众。很有意思的是,在路的左右两边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流组成。左边,是市民和近郊的农民,他们身穿传统节日礼服载歌载舞,还有的村民打着腰鼓,跳起各种喜庆的舞蹈,他们代表了拉萨典型的民间文化。在他们的对面,却是另一支完全不同的欢庆队伍,他们是来自拉萨三大寺、上下密院、拉萨木鹿寺、喜德寺、药望山的喇嘛,手上高举着象征吉祥如意的伞、盖、幢和鲜花,也有的端着供品和礼物,还有的吹着大号,击着皮鼓。这是另一种风格的文化,但它们毕竟交织着,形成了这条10里大道上最赋有高原色彩的交响乐章,而十三世达赖灵童就是这样在他未来的臣属们的簇拥下,从这种交响乐中来到了八角街中心的大昭寺。

当他在“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上敬献了哈达后,这位西藏未来的主宰才走进大昭寺的大殿,向释迦牟尼佛像敬献哈达。这时,小灵童才注意到四周佛光四射的景象:一千盏酥油灯交相辉映着一千个糌粑做成的精美的供品和一尊尊他还叫不出名字的佛像。

小灵童惊奇地目睹着眼前的盛况,在高僧们的引导下登上了大昭寺的二楼,在那里,他把人们递给他的一条条洁白而名贵的哈达献给了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莲花生大师以及白郎木女神等塑像,然后念《成就四业经》。

随后,灵童离开大昭寺,重新回到人声鼎沸的人流中,很快,人们又众星捧月似的把他抬进了布达拉宫。在日光殿,小灵童登上了无畏大自在天宝座。驻藏大臣同他互献哈达,按照礼节,他送给驻藏大臣一条长哈达和一尊佛像。

6月14日,噶厦在有寂圆满大殿隆重举行十三世达赖坐床大典。为庆祝达赖坐床,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由西藏各地特地赶来参加庆典的民间热巴舞队和藏戏班子,演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节日盛装,在6月阳光明媚的蓝天下,唱着民歌,跳起各种舞蹈。在哲蚌寺至布达拉宫约4公里路大道上,75名来自西藏各地的最好骑手还举行了长途赛马。

从6月15日开始,札什伦布寺、功德林拉章、噶厦、基巧堪布、达赖处及摄政处、噶厦所属官员及三大寺、四大林、卫藏各大寺、各世达赖家族、各部落首领等开始陆续前去庆贺。与此同时各种欢庆活动(噶卓)也连续不断。首先是札什伦布寺举办欢庆大会,十三世达赖、摄政、驻藏大臣都参加了这次盛会。规模宏大的盛会上,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努巴娃代表班禅大师和札什伦布寺向达赖献礼,并念诵赞辞。其后,丹吉林、乃穷札仓(学院)、阿里头人、三十九族头人、前后藏各地头人等都举行了规模不同的欢庆会。

十三世达赖坐床后,正式启用前世达赖的金印,并向清朝皇帝“上表谢恩”。据藏文史料记载,这种“谢恩”奏折的文字且按照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遗留下来的规格写的,里面还有一首七言带韵的诗歌:

我们生在贫苦地,

您赐我们得安宁,

今后只有托靠您,

不靠皇上靠何人?!

坐床大典后不久,一名喇嘛背着奏折,离开拉萨,直奔北京。

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大典已是本世纪40年代的事情,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除具有与十三世达赖相同的仪式外,还具有一定的现代气息,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十四世达赖坐床前后也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还在1940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并拨给40万元坐床大典经费的政府令颁布前,国民党政府和蒙藏委员会就开始着手筹备有关达赖坐床大典的事情。

据载,马步芳部下护送十四世达赖灵童从青海启程前往拉萨后,蒙藏委员会就派藏事处处长孔庆宗先行离开重庆,取道西康,在灵童之前赶到了拉萨,开始部署有关坐床事宜。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则同时在贵州、香港等地筹办礼品,并就此次入藏的任务、组织、经费等重大问题拟文呈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呈文中说:

这次入藏,主要任务是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同时册封热振,为司伦、噶厦授勋。……民国十年,中央派贡觉仲尼入藏慰问,西藏逐渐明了中央的用意。民国二十三年,第十三世达赖圆寂,第二年中央特派黄慕松为致祭专使,前往拉萨致祭,视察民情,联络感情,西藏与中央关系日益亲密。此次,达赖刚刚圆寂,西藏失去重心,一心倾向中央,意至殷切,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时机……这次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证明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已出现转机,因此,中央应借此良机,重新调整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从而增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呈文很清楚,这次进藏就是要通过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来行使中央的主权,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为了确保吴忠信一行到藏后,能更好地掌握谈话的分寸,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还密令随行人员遵守有关谈话要旨,如:中央在保护中华民国之完整的惟一条件之下,只求增进西藏地方人民之福利。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中央不将西藏划分为省区,可按照特种地方自治,允许西藏维持其政教制度。中央应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大员,代表中央宣达意旨。西藏应拥护国民政府等。

国民政府在政治和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后,又拟定了详细的授勋名单,其中对热振呼图克图、博敦贡噶汪却(西藏司伦)授以二等采玉勋章;四大噶伦郎琼白玛敦珠、彭休泽登夺吉、彭康扎西多吉、锵清土登霞嘉授以三等玉勋章。

一切准备基本就绪。1939年3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随身携带国民政府特派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典礼的特派状、蒋介石致热振呼图克图的手函、中央册封热振呼图克图的册文和金印、中央颁发热振呼图克图等采玉勋章等四份重要文件,与随行人员离开重庆,经印度到达拉萨。

可是等吴忠信实地了解情况后,才知这里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灵童只有一个,并且在他到达拉萨的前几天(11月25日)举行了出家典礼,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成了十四世达赖的剃度师,并给他授了沙弥戒。

从清朝的情况看,达赖或班禅在剃度时,一般都是由驻藏大臣主持或在场时才能进行。所以当蒙藏委员会得到先行抵达拉萨的藏事处处长孔庆宗传来的这一消息后,当即指示他说:现剃发既成过去,自可不提,惟坐床登位大典,至关重要,必须俟委员长到后举行。

由于局势发生了这些微妙变化,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吴忠信到达拉萨的电文,而此时,这位委员长还在去加尔各答的路上。

12月8日,噶厦向蒋介石呈报了十四世达赖已剃度取法名的电报,孔庆宗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蒋介石也不免有些着急起来。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看,自从十四世达赖灵童在青海发现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亲自过问其认定、掣签、会床等方面的事情。当吴忠信离开重庆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2月23日,当吴忠信抵达西藏边境城镇亚东的第二天,就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好消息。1940年1月

15日,吴忠信一到拉萨,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目的当然是想让委员长放心。电报说:

“信于本日安抵拉萨。沿途经过喜马拉雅山、平均每日高度均在一万四五千英尺左右,空气稀薄,气候严寒,贱躯虽感不适,尚能力疾遄征。刻已托庇痊愈,堪慰廑怀。此间地方宁谧,民众欢欣。大典举行,正事筹洽。余俟续陈……”

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于1月30日给吴忠信去了一封慰问电,并与他称兄道弟:

“册电诵悉……隆冬跋涉,辛劳至念。各情希续报……”

到达拉萨后,从大局考虑,吴忠信并没有把遇到的一件件不顺心事情,全部告诉蒋介石,而是尽可能把一些令人激动的消息电告国民政府和新闻媒介。

2月17日,吴忠信的随行秘书周昆田电告重庆说:

委员长到藏,瞬已匝月,所有困难均已圆满解决,各方感情也极为融洽。另外,此次在上海所办礼品之精美,数量之丰富,以及到藏后赠送之普遍,均为首次。对三大寺的喇嘛布施两次。每人得藏银十多两。如此厚赐,打破了过去布施之纪录,故僧俗舆论莫不深表感戴。以目前情形观察,委员长在重庆时所订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目标,似已如愿完成。

第二天,周昆田又发给中央通讯社和各报社一份电讯说:

中央政府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同时拨发给四十万元坐床费,并册封热振,授给勋章,全藏闻之,感激万分。昨日热振活佛已电谢林主席及蒋委员长,并祝国泰民安,政躬康健,可见西藏与中央之关系已更加亲切。

从这些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忠信一行尽管到达拉萨才一月有余,但因为出发前作好了种种准备,所以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疏远了20多年的汉藏关系以及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1940年2月9日,离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的日子仅剩三天了,此时拉萨已经开始有了浓烈的大庆气氛。当日,吴忠信的随行秘书周昆田向中央通迅社发回一份电讯稿:

西藏得到中央政府准以拉木登珠继任达赖之明令后,消息传开,僧俗欢腾。现距坐床日期已近,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布达拉宫内外修饰一新。坐床之日,还将举行赛马,摔跤等游艺活动,以示庆祝。新达赖拉木登珠订于二十一日午由罗布林长移至布达拉宫,于次日早晨六时举行坐床典礼,吴忠信委员长将亲莅主持,届时必有一番盛况……

就在19日这一天,蒙藏委员会为十四世达赖坐床致电热振括佛:

本月22日为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大典之庆,继承法统,阐扬宗风,慰藏胞喁望之殷,舒中央西顾之念。神师寅恭居摄,卓着勋勤,翘企灵山,无任驰贺……

与此同时,云南、四川两省政府也致电蒙藏委员会,宣布本省届时将开会庆祝、悬旗庆贺。

2月22日早晨4时左右,十四世达赖坐在他那用金缎包裹的轿子里,从罗布林卡启程去布达拉宫。当时,倾城出动,万民沸腾,扶老携幼纷纷出来迎接这位小活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自从十三世达赖圆寂以后,他们整整熬过了6个年头的孤儿般的岁月。现在,达赖终于重返布达拉宫,他们的愁眉苦脸一扫而尽。早晨6时,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可是在坐床仪式之前却发生了“座位”的争执。据史料记载,此时,在吴忠信的座位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噶厦原打算把吴忠信的座位放在摄政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则与司伦座位相同。这时,吴忠信提出,自己代表国民政府,负责主持达赖坐床事宜,再加之又是主管蒙藏事务的长官,这与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关,不能迁就,至少应该照清代驻藏大臣的惯例设立座位,那就是在与十四世达赖平行的左方面南设座。经噶厦会同有关方面的详细磋商,噶厦最后同意了吴忠信的意见。

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国家主权来看,吴忠信的做法都是正确的,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座位问题,它涉及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问题,代表了国家的利益,是沿袭清以来中央政府在达赖或班禅认定坐床时的旧制,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一点必须肯定,这是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同样也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

坐床大典结束后,吴忠信立刻将当时的盛况电告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今晨6时在布达拉宫举行,忠信亲往主持,仪式极为整肃……”

随行工作人员奚伦和周昆田也在同日向中央通讯社社长发出电讯专稿,报道典礼过程:

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在吴忠信委员长的主持下,于本日晨6时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中央及西藏官员共500余人参加庆典。吴委员长座位在达赖之左,面南平坐,其余的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活佛率各僧官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俗官则坐南面北。典礼于9时许完成,极为隆重严肃。同时,拉萨市内表演赛马、跳绳及摔跤各项游艺,空气异常热烈……

这位年仅5岁的幼童在长达四个小时的仪式上表现得一本正经,充分体现了“神”的魔力。所有在场的人都窃窃私语,惊愕不止,前世达赖的所有近侍通通伫立在他的左右,开始服侍他、照料他。对于这批佣人他也召唤自如,就像早先就认识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这位小活佛就开始向大家赐福,并受到成千上万的僧俗祈祷。他神态自若,毫无惊慌恐惧的表情,犹如一位事先经过训练的小演员。

就在西藏和各藏区隆重举行庆祝十四世达赖坐床活动的同时,祖国内地也与之紧密配合,举行了种种庆祝活动和仪式。早在坐床大典之前,蒙藏委员会就奉国民政府之令开始筹备重庆市各界庆祝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大会,并于2月14日在蒙藏委员会会议室举行了筹备会议,决定2月22日下午3时,在重庆举行典礼大会,推举考试院院长为大会主席,各报出版特刊,广为宣传。

2月20日,蒙藏委员会将此决定通知国民党中央所属五院院长,并拟请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致电拉萨表示祝贺,以表示尊重佛教的盛意。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也在这天通知国民政府,希望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在2月22日达赖坐床典礼时,一律升旗表示庆祝。他在通知中说:

本月22日为西藏第十四世达赖举行坐床典礼之期,全国应悬旗庆祝。除电令本院所属各部会及各省市政府执行外,党政军各机关也应遵照执行……

2月21日达赖坐床的前夜,全国各地都接到了这道命令。

2月22日下午3时,重庆各界庆祝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大会在长安寺举行,大会向辅国普化禅师热振活佛致电说:

“本日为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庆典,本市各界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大会,日丽风和,人天辑睦。值兹抗战将近3年,捷音频传之际,令典观成,群情欢畅,特电申贺……”

2月23日,蒋介石也致电摄政热振活佛说,十四世达赖22日举行坐床大典,喜教宗之有托,实全藏之福星,吉音所播,举国欢腾……

蒋介石在致电中希望热振活佛忠心辅佐达赖,使西藏政教稳固发展。

由于中央政府的精心准备和组织,从2月22日开始,全国掀起了举国同庆达赖坐床的热潮。可以说正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上下的一片至诚,感动了以摄政热振活佛为首的噶厦地方政府和西藏僧俗,达到了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目的。

1940年3月7日,热振活佛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2月22日遵令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地址在布达拉宫大殿。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亲临主持,甚称吉庆,藏中僧俗官民一致欢腾。电文的末尾,热振活佛还对吴忠信代表中央赠送达赖多件珍贵礼品一事表示感谢。

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也致电林森和蒋介石,感谢中央特派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和赠赐礼品。

1940年4月14日,吴忠信一行圆满结束在西藏的各种特殊任务,由拉萨启程,经印度回国。

达赖班禅的受戒仪轨

根据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的记载,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在坐床大典后,就要举行受戒仪式,当然有的达赖或班禅是在坐床大典以前就受了戒。

1881年,十三世达赖已经6岁,按照藏传佛教的规矩,第二年就应该受沙弥戒了。从历史的传统看,十三世达赖的受戒仪式必须由八世班禅亲自主持,但当时八世班禅有病在身,难以经受长途跋涉的磨难,不能去拉萨担此重任。在这种情况下,噶厦建议由十三世达赖的经师通善呼图克图主持受戒仪式。经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光绪皇帝于l881年9月批准了给十三世达赖授沙弥戒的人选,并派蒙古喀尔喀益喜苏巴前来拉萨,看视达赖受沙弥戒的仪式。噶厦派人占卜后,选定了藏历水马年正月十三日(1882年),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通善呼图克图给十三世达赖授沙弥戒。

正月初六,十三世达赖离开布达拉宫住进大昭寺。正月十三日,大昭寺开始繁忙起来,在寺院四周的转经道上,无数僧侣信徒手摇转经筒,口诵六字真言,虔诚地为自己、为达赖祈祷;大昭寺门前着名的唐柳四周,信徒一大早就点燃了香艾,股股神秘的香烟弥漫着拥挤的过道;大昭寺门前的石板上,磕长头顶礼膜拜的信徒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只听见信徒着地时藏袍“噗噗”的沉闷声。

受戒仪式在大昭寺的大殿上举行,摄政通善呼图克图令人把在大昭寺内的《显宗龙喜立邦经》请出来,放在殿上。十三世达赖向经书磕头,并献挂一条五彩哈达。随后,通善呼图克图翻开经文,将不偷盗、不杀生、不谎骗、不奸淫等36条沙弥戒律,一一向达赖作讲解。听完经文,十三世达赖面对《显宗龙喜立邦经》宣誓:

“遵守经上规定的一切律条,为众生之事,身体力行。”

宣誓结束后,十三世达赖将经文包好,然后退到自己的座位上。最后,十三世达赖又把几包一钱重的金子以及一个右旋法螺和法轮放在纯金盘上,送给通善呼图克图,作为授沙弥戒的酬礼。至此,受戒仪式结束。

按照传统,达赖或班禅转世灵童受过沙弥戒后,在20岁还要受比丘戒。比丘戒有253条,主要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谎骗以及其它言语、行为、起居、穿戴、饮食、念经、礼佛等方面的详细规定。作为一个喇嘛,这些戒律均应严格遵守。

1895年,十三世达赖已年满20岁,按过去的旧例,应由班禅给十三世达赖受比丘戒。但九世班禅曲结尼玛此时才12岁,刚受过沙弥戒,尚未受比丘戒,不具备受戒资格。于是噶厦决定由十三世达赖的经师普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来传授。从受戒仪式的形式上看,受比丘戒的仪式与受沙弥戒的仪式大致相同。

十三世达赖受比丘戒的仪式定在藏历木羊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从正月初五开始,十三世达赖又照例从布达拉宫搬到大昭寺居住,并在释迦牟尼佛像及其他显宗四大部佛经前上了酥油灯和供品。初六起,来自布达拉宫南木甲札仓(经院)的念经喇嘛开始举行念预备经的仪式。

十一日,受戒仪式开始举行,十三世达赖和普觉活佛来到释迦牟尼像前,由普觉活佛担任授戒堪布;由十三世达赖的副经师多吉强•林佛罗桑隆多丹增巴桑布担任“勒罗”,负责给达赖补充讲解戒文;活佛罗桑阿旺丹增嘉措担任“桑敦”,负责询问达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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